2021年9月19日下午，北大国发院暨南南学院承泽园院区落成启用庆典举办，国发院校友会、国发院智库与传播中心共同举办了新发展格局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分论坛。

经济增长 2020年2—5月，多国政府为遏制疫情，相继决定关停大部分经济活动。这意味着它们一旦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汇率必将遭受重创。

服务业从业者的情况尤为严峻，非正式就业的劳动者处境也将更加艰难。2020年大流行病暴发后，这一观点屡次得到证明。危机期间，许多政府早早采取广泛的应急措施，以期达成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根据需要决定支出规模，（通过生产试剂、加强医院能力、研发药物和疫苗等）尽快控制疫情。美国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初期关停造成的暂时休假可能会变成永久解雇，从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创伤（只有稳健的社会保障才能缓解），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结构性破坏。生产活动的回流可能引发偶尔的通货膨胀，但程度有限。

随着民主国家日益强大，20世纪30年代，国家统计数据的目标范围扩大到掌握人口的经济福利[20]，并提炼为GDP的形式。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有观点认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方针能恢复长期增长。[5] 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面临一种快速变化、剧烈动荡的形势。

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在有些领域，相关技术已存在多年，但一直受制于监管政策，因而未能取得快速进步。无法在咖啡机旁和同事闲聊，只能对着屏幕和他们沟通。[1]该书出版后的4年来，科技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无论是此前不久还很敏感的领域（比如远程医疗和无人机配送），还是更加常见、保护更充分的监管领域（比如移动支付），都将从这一趋势中受益。如果疫情在超级传播的环境（如住宅小区或家庭聚会）下暴发，这两种技术就更能发挥作用。

采用了这些应用程序的国家不足30个。挪威因隐私保护问题，暂停了应用程序的使用。由此可见，监管态度的变化有助于数字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随着合成生物学前景在望，基因学的创新发展也令人十分振奋，为医学的突破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自愿式追踪应用面临一个问题：它们的确注重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用户参与度足够高的情况下才有效——这一集体行动问题再次凸显了现代生活在倡导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义外表下，具有深度互联的特征。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面对计算机屏幕参加一个自行车课程不如现场和大家一起上课那么欢乐有趣，但是当健康问题成为优先考量，我们就会觉得在家安全得多（也便宜得多）。这款应用似乎完美地平衡了疫情防控效率和公民隐私保护，它将用户数据保留在手机上而不是服务器上，并设置匿名登录。

这两家公司也明确表明，它们的技术不会提供给公共卫生机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遵守它们的隐私保护指引。各国可以实施共同的标准和规范，在欧盟尤其如此：许多公民担心新冠疫情会迫使他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两难选择。

从以上几页内容中可以看出，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会开启积极开展卫生监测的时代，其主要的推动因素包括能够锁定位置的智能手机、人脸识别相机以及能够识别感染源、实时追踪疾病传播路径的其他技术。企业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社交隔离措施可能会以某种形式长期存在，因此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理由加快发展自动化。

这必然会引起深刻的监管和隐私问题。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平常用于在线客服的一台人工智能数字化设备被进行了改造，用来帮助数字化医疗平台在线筛选有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毕竟，采取解决方案主义的科技手段来影响个人行为，要比提出复杂的政治难题、探寻危机的根源容易得多。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方案，主要是要拥有可验证的开源代码，并要能为数据监管和数据保存时间提供保证。10年前还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两个词经常可以通用，但是略有区别。

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到底是要实行极权主义式的监控，还是要为公民赋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南，我们和成员国共同开发了工具箱，所以你可以开发一款自愿式应用，利用蓝牙技术来集中储存数据。

可以说，这样的系统能在几天之内控制流行病的蔓延。比如，一款追踪应用程序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坐标或无线蜂窝定位提供的地理数据，确定某个人的当前位置，从而获得实时信息。

一家石油公司通过安装相关软件，将输油管道的图片发送给一个人工智能引擎，然后将这些图片与现有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提醒相关员工注意潜在问题。某天，你去聆听伟大领袖的演讲，而这时如果手环泄露了你内心的愤怒，那你岂非必死无疑？[8] 许多人会对此发出警告的。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也一定会促进自动化的发展：社交隔离之后，可能会产生经济隔离。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警告称，客户有可能被打造成为数据来源，而监视资本主义会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并在信息基础上形成权力，从而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2] 消费者 疫情封禁期间，许多原本不想太依赖电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习惯：去不了电影院，只能在线观看电影。隐私权倡导者警告称，如果我们不够警觉，新冠疫情将成为监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大多数人因为担心新冠疫情带来的危险，会提出下列问题：当我们在疫情中成为受害者，处在生死关头时，如果不发挥技术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难道不是愚蠢的行为吗？他们愿意放弃许多隐私权，并且同意在此情形下，公共机构可以超越个人权益，行使正当权力。这些企业认为健康和安全是加强监控的合理基础。

一些老习惯自然会回归。我在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指出：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这次不同了是一个被滥用甚至经常错用的金句，但基于本书，这句话却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详细观点。他发现在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主义：一方面，渐进式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通过一款应用程序，以恰当的方式获取准确的感染信息，有利于人们维护公共利益。

[7]那些最担心技术会控制个人自由的人提出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公共卫生的名义下，部分个人隐私被放弃以帮助控制一场传染病，正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了政府以保护公共安全的名义不断加强安全措施，甚至设立了长期的安全机制。蓝牙技术能准确识别出两米范围内两名蓝牙用户的物理接触情况，而且一旦出现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这款应用就能向接触者发出警报，同时就必须（在继续保持接触者匿名身份的情形下）将储存的数据发送给卫生部。这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领域，比如乘飞机去开会（网络会议平台Zoom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且更便捷）、周末长途驾车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社交软件WhatsApp上的家庭小组不是那么好玩，但更安全、更便宜、更环保），甚至报名参加一个学术课程（在线课程虽然效果可能要打点折扣，但是更便宜、更便捷）。数字追踪是该强制实施还是自愿实施？数据的采集应该以个人名义还是采取匿名形式？信息是应该私下采集还是应该公开披露？这些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并非那么黑白分明，因此要想各方认可一种统一的数字追踪模式异常困难。

尽管有些国家采取了防范措施来控制技术的力量和限制监测行为（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关心），一些思想家还是担心我们在今天快速做出的选择会影响未来多年的社会状况。后疫情时代，如果这一技术得到批准，将会全面铺开、加速发展。

他的观点主要基于其在2012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这个概念，指出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而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将会把社会监视提升到新的水平。用这一原则来结束本部分内容再合适不过。

关于后一点，本书第二部分将进行详述。而我们在下文将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可以发挥强大力量，大大缩短工作流程，能够帮助公共卫生官员快速地锁定感染者，从而在病毒开始传播之前就将其遏制。